第20章 我和梁燕同志

    那真是相互愉快到极致的合作！半句也没争论过。

    “老汉”总是特谦虚，每言是因为我的小说好改。而实际情况乃是--我的小说经他一改编，从内容的丰富性、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到对话的个性化、时代气息的传达方方面面，都会有明显之提高。

    “老汉”的改编，在以下几点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也可以说使我受益匪浅。

    一是他擅长写人物对话。他笔下的人物，都像他一样，短问短答遂成自然。如果一个剧本中的人物都那么说话，似乎必将雷同。可呈现在剧本中，却并不。何以呢？因为同是短言短语，他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以斟酌，并使之口语化。而短言短语是我不擅长的，口语化更是我的弱项。我笔下的人物，一说起话来，往往书面语的毛病就呈现了。在此点上，他是我的老师。他谙熟各色人等的日常语，我向他学了不少。

    二是他的幽默。那种不经意似的，具有黑色意味的幽默，也是他的长项。我想，这是由于他是有独立思想的人，从解放前到解放后，他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目睹了很多现象，虽然自己一向平安无事，但眼见他者命运的无法把握，心有同情，于是由无奈中感受到了黑色的荒诞来。黑色的幽默细胞，我也是有的。但我笔下的黑色幽默，每是刻意创作的。不如他，是笔下油然而生的。

    三是他对解放前后各色人等的生活常态，相当了解。所以在改编我的小说时，他善于补充生活情节和细节，提高原作的生活气息。我和“老汉”最成功的合作，在我看来是《西郊一条街》的改编过程。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，可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。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，他已退休。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，照例由他担纲创作。好在他当年已学会了用电脑，否则由60多岁的人来执笔30集的电视剧本，委实是冷酷之事。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（白天我还要上班），之后“老汉”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。

    以我的水平看，基本还是一稿定江山。我的满意程度，远远超出预期。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。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，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。所以当年没拍成。我因“老汉”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，耿耿于怀了很久。大约是4年前，郑晓龙麾下的李晓龙导演终于将剧本拍成了电视剧，更名为《城里城外》。因为故事背景移到了北京郊区，禁忌多多，改动颇大。

    但是依我看来，糟蹋了“老汉”的一流剧本了。两位“晓龙”都是我的朋友，心存审查桎梏，他们不得已为之的种种改动，在我和“老汉”这儿，也只有理解万岁了。

    而成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《黄卡》，今年又有出版社将再版了。那事实上完全是“老汉”的创作成果，作为小说出版之前，我只不过又进行了一番文字加工而已。

    我一直当那是“老汉”送给我的一份厚礼。反正非是什么畅销书，印数有限，稿费不多，我也就从没跟“老汉”客气。

    “老汉”1945年参加革命；1946年入党；1947年参军；1952年转业到了中央电影局办的编剧班；1953年到了中央电影所，当年就赴往铁路工地体验生活，并担任教导员。次年写出了小说《我的叔叔》，那在当年是较出名的小说。

    想来，那时他才28岁，与我分配到北影的年龄一样大。

    1955年始，他被抽调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，工作单位也一直在变--《中国电影》杂志、长春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--这时已是1973年，他已47岁了。至“文革”结束，他51岁了。

    一位当年极有创作潜力的文学青年，倏忽一下子似的成了半百之人。

    他每对我说：“晓声啊，我退休前，咱俩合作那几年，居然成了我创作的黄金时代，可惜到来得太晚了，太晚了……”

    他说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听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
    这些年来，我也渐觉自己老之将至，精力大不如前。每当我有了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大念头，首先会情不自禁地这么想--能再度与“老汉”合作多好！但转而一想他的年龄，便怏怏作罢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与“老汉”合作，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，不但分外愉快，而且简直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。再说得实在些，那一种合作，于我是完全可以百般放心地依赖一下的。

    现而今，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？每怅然。甚或嗒然若丧。“老汉”，“老汉”，你怎么就一下子就85了呢？你何以老得这么快？

    如果你仍处在刚退休时的60岁的年龄，我也再年轻10岁，我们可有多少次更愉快的合作啊！

    奈何！奈何！值我亲爱的“老汉”之创作集即将出版之际，写此序，以纪念我们之间那种弥足珍贵的友情。

    “老汉”，你看我一直将对你的习惯性称呼加上引号，证明我是多么不愿面对你已85岁了的事实！

    你要健健康康地活到100岁以后！

    2011年5月31日

    于北京（未完待续）